1924年任中央宣传部长。后期思想明显退变，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肿”病死。
七一五政变的经过
1927年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精卫提出的“分共”主张，决定将《统一本党政策案》和《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实行。
1927年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孙科、谭延闿、顾孟余、陈公博等17人。
汪精卫在会上宣读了共产国际5月指示，并就其内容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认为，共产国际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由下级没收地主的土地，违背了国民党关于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土地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并攻击说湖南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训令去做的，“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
他指责共产国际提出要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多增加工农领袖”，“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他攻击共产国际关于武装工农、改造旧军队的指示，“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
他歪曲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的目的，说什么组织特别法庭，不要共产党同志参加，由老党员组织，就是“让国民党做刽子手”。
汪精卫声称，“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这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阴谋”。汪精卫提请会议讨论决定两个问题：
一是派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苏联的莫斯科去，重申国民党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
二是对共产党应采取一个“处置办法”，因为“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
孙科、顾孟余、谭延闿等发言，认为“共产党同志加入国民党是要使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化”，“将国民党作为共产党的工具”，国民党的主义、政策、组织“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
会议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通过了3项决定：
一、在一个月内，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出的意见并解决之；
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会之前，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的言论行动；
三、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
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与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七一五政变的影响
一、南昌起义及镇压武汉国民政府于7月15日的进行分共事件，令其与中共的矛盾升温。7月19日，中共及共青团对国民党及汪精卫续行攻击。
26日，国民党采取严厉措施，免去各机关中的中共党员职务。决定组建自己武装的中共于8月1日在南昌发动起事，而中共方面则一直称大革命的失败才导致了军队建立。武汉方面决定予以镇压，被舆论评价“较南京政府之清党似犹过之”。
二、宁汉合流汉方在分共的同时，并未放弃讨蒋。而蒋中正主持北伐不利，徐州失守。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又软硬兼施，终于逼迫蒋中正与胡汉民、张人杰等人决定下野。
李宗仁领衔发电庆祝汉方分共，当时蒋中正仅列名第四位。8月13日蒋中正正式下野，8月底9月初武汉国民政府机关陆续迁往南京。
（本文来源于中国历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