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后，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前往河南竹沟筹建中原局。途中驻足渑池期间，他撰写了关于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提纲，并在豫西省委举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上第一次系统地讲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

   1939年，延安马列学院邀请刘少奇讲党课。他表示，可以讲讲共产党员的修养。7月8日、12日，刘少奇分两次给马列学院学员演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其中，7月8日讲了“绪论”和“党员思想意识的修养”，7月12日讲了“党员在党的组织和纪律方面的自我修养”。应《解放》周刊邀请，刘少奇把演讲稿整理出来，准备发表。毛泽东审阅后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应该尽快发表。8月20日至9月20日，《解放》周刊第81期、第82期、第83和84期合刊，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题，分3次发表。文章发表后，很多读者来信要求出单行本。同年11月7日，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修养》单行本。

   《修养》的发表，与当时党员队伍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直接相关。全面抗战爆发后，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党员数量从抗战初期的4万多人发展到1938年底的50多万人。新党员的成分、思想比较复杂，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入党时缺乏必要的思想教育，尤其缺少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特别是部分党员对党有不正确的认识，出于各种目的入党。对于涌入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错误认识，如果不及时地、正确地处理而任其泛滥，后果不堪设想。对此，刘少奇指出：“教育和改造已经加入党的多少带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党员，是我们党内一项重要的经常的任务。”

   《修养》的发表，还与党的历史上和当时现实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有直接关系。首先，由于建党初期党在理论上的不成熟，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左”的和右的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党和革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直到抗日战争初期，这方面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党员在理论上“营养不良”的情况仍然比较普遍，甚至马列学院的很多学员，“对马列主义原理、党的建设、共产党人的基本要求等重大问题，大都朦朦胧胧、一知半解”。理论薄弱严重影响党“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他强调，“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其次，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受到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右倾错误主张的严重干扰。王明甚至“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组织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导致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得不到全面贯彻落实，破坏了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所以，毛泽东严正指出：“团结的要点是政治上的一致。”

   再次，党已经注意并清理了一些丧失革命立场和阶级立场的分子。1938年4月，张国焘因对中国革命的前途表示绝望而脱党叛逃，被开除党籍。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不成，竟开枪将陕北公学女学生打死，被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对此，毛泽东说：“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党内存在的这些问题，都促使刘少奇深入思考并提出了共产党员要加强修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